教育寄托着民族的希望，关系着国家的未来，百年大计，时不我待。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期间，来自各界别的政协委员，纷纷就老百姓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出谋划策，集智献力。

　　热点一：教育经费

　　做好经费监管 向老少变穷地区倾斜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但由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速、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等原因，这一目标一直未能实现。经过19年的努力，中央财政终于在今年兑现了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承诺。

　　在5日下午的教育界别分组讨论会上，曾有委员感性的将它称之为“二十年一盼”。“我当代表委员近20年，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66岁的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也难掩兴奋。讨论时很多委员桌前都摆着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在21页的“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段话下面特意画上了重重的标线。

　　在欣喜的同时，很多委员也表示对经费落实并不乐观，“对4%我不是完全乐观。”一向以敢言闻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同时他也提出了质疑，“中央已做了安排，地方能做到吗？上面说了下面没做，有的挪用了，有的玩数字花招儿”。“如何切这块蛋糕，并不简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元河也表示担忧。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安排约21984亿元人民币，接近2.2万亿。这样一笔巨额经费究竟能否落实？又应该如何支配?在3月7日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做出了回应。

　　“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应该写入《教育法》”，“4%的目标经过多年的努力，但它只是一个起点，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要在这个起点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不断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教育经费，它所占的比例在今后也能不断提高”。

　　“虽然从总量来说，教育经费增加了很多，但教育薄弱的环节也有很多，如何把教育经费花在刀刃上？”张少春强调，为保证教育经费持续稳定投入将在使用结构方面做好设计。从教育种类来看，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尤其要加大。从区域来看，教育投入将向老少边穷和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倾斜。

　　张少春还谈到，要高度重视教育经费监管工作。一方面必须加强学校预算和财务的基础工作，避免浪费、截留、挪用、虚报教育经费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加强使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技术支撑，加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使用的督导。

　　“落实4%和使用好新增的教育经费，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把总理对全国人民做出的承诺落实好，把好事办好，把钱花出效益来。”张少春说。

　　热点二：异地高考

　　鼓励积极推进 有条件准入

　　今天“两会”伊始，教育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透露，“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在10个月内出台，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同时他也解释，“我们鼓励的是要积极推进，要有条件的准入，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到一个城市来读书，这个是不可能的，条件嘛，就是城市的承载能力，这个要有条件，另外家长要有条件，家长在这里务工在这里工作，第二个就是孩子得有条件。”

　　虽然袁贵仁部长一再强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考试的问题，但这无法代替“异地高考”这个通俗说法的流传广度。

　　“异地高考”政策，让政协委员纷纷发起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谈到这个问题时表情振奋，“我很高兴看到山东省率先走出这一步，因为农民工子女应该享受和城市孩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朱清时认为，各个城市都应该走出这一步，这样教育才有可能实现公平。

　　但也有政协委员提醒，异地高考问题复杂，各省情况不同，要在全国推行还面临一些难题，需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认为：“要设一些准入门槛才行，因为任何改革都不能大规模进行、敞开了去做。它是个方向，但需要分阶段实施，积极稳妥地推进。”

　　对于“异地高考”的推进进度，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测算，但要提出什么时间完成”，时间表的“最后实现年限”则由当地政府决定。

　　杜玉波坦言，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要想到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他承认，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为解决“异地高考”难题积极献策，“从操作来讲，有一定的复杂性，地方政府应该对本地参加异地高考的考生有一个标准，家长是什么人，工作怎么样，多少年，孩子受教育的程度。第二个，就是一个如何甄别，这是一个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当然教育部也有责任，实施之后，北京上海肯定考生就增加，是不是就应该增加这些地区的录取指标。不影响这些地区本来的考生，这么做，这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还存在着诸如“异地高考”的门槛如何设置、如何兼顾本地户籍考生的正当权益、何时开始实施等问题有待解决，但是，诚如杜玉波强调的那样，“有些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异地高考政策”在经过“专家间讨论，之后递交教育部讨论，再经各部门和各省讨论，然后再上报决策”的过程之后，终归会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热点三：校车安全

　　校车覆盖是系统工程 鼓励就近入学

　　2011年11月，甘肃正宁校车事故造成21人死亡；2011年12月，江苏徐州丰县校车事故造成13人死亡……在过去的一年里，频发的校车事故一次又一次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农村中小学布局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们就近上学的关系。”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强调，校车安全首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可见政府的重视程度之高，也说明，表面是校车事故，引发出来的却是更为复杂的如何办学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律协副会长施杰自去年开始一直在为呼吁平安校车奔走。“校车安全问题能进政府工作报告，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足够重视，这也是政府注重民生的一个表现。“施杰委员说。今年的政协会议，施杰委员的关注重点之一，依然是校车安全。他认为，校车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仅仅买几辆校车就了事。为此，他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不可盲目并校，而是应根据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是否留守的情况，更新现有学校网点；第二，尽快颁布实施校车安全条例，进一步保障学生上下学途中的安全；第三，在推行平安校车的同时，可以大力推行寄宿制度；第四，使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在父母打工地就近入学；第五，下大力气改善乡村地区交通落后的现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蓝同样认为校车整顿是一项系统工程，她表示，在确保安全的校车到位前，应当有过渡性措施。只要考虑及时、组织到位，办法总比困难多。如果中央政府从国家层面配套资源，加快立法保证校车路权，制定校车安全技术标准，规划校车运营线路，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校车服务领域，并在税收、融资、贷款等方面为校车经营实体提供优惠和保障，按照“农村优先，西部优先，少数民族地区优先”的工作程序，覆盖城乡的中国校车体系应该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也十分关注校车安全问题，但在政府承担责任方面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校车问题与《义务教育法》不够完善、贯彻的不够彻底有关。现在关于校车问题进行的讨论，基础观点在于校车应该由学校或政府统一配备，但实际上《义务教育法》中规定，学生应就近入学，如果这一点能够贯彻实施，那么除了农村地区以外，义务教育本身是不应该提供校车的，当下对于校车的现实要求超出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

　　热点四：学前教育

　　政府加大投入 探索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学前教育欠账甚多。2008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47.3%，未能达到“十一五”规划55%的目标。在农村地区、中西部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普及学前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针对中国的学前教育现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副校长蔡克勤曾做过一项调查，“首先是入园贵，现在的学前教育收费，已高到让人无法承受的程度！”蔡克勤在北京的朋友告诉他，家里小孩一个月上幼儿园的费用要5000多元，“还说这样的幼儿园在北京不少。”而在浙上广等大城市，甚至出现了年收费达10万元的“天价幼儿园”，蔡克勤感慨，“这幼儿园收费都远超过大学学费了。”

　　何时才能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普通百姓何时能享受到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针对这些老百姓希望尽快解决的问题，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副主席安信义表示，长期以来，我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远低于国际3.8%的平均水平，虽然国家财政给予了支持，但是对庞大的幼儿群体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加大投入还是首要任务，建议明确GDP与学前教育的投入比，规定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最低比例，鼓励一些省份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安信义说。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曾提过一个提案，也是建议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她表示，为学前儿童做好入学准备非常重要，很多孩子入小学前没有受到最基本的学前教育，最后导致学业失败。但是不同的是，她明确建议仅纳入一年，“我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这个责任，把学前一年纳入义务教育系统。但我本人并不主张把整个学前三年都纳入义务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义务教育的意义不光是免费，还是一种强制，对太小的孩子来说，家长还是要有自由选择的权力。”

　　各地的入园难实际上都表现为入公办园难。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济顺认为，“国家和社会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仍需加强，对民办学前教育，要有政策扶持。”她表示，现在南京给适龄儿童发放“入学券”，是个不错的办法，如果试行良好，建议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