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都市文化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上，都市文化对儿童教育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种是直接的影响，一种是通过对儿童的文化化形成儿童文化，间接影响儿童教育的生态；微观上，都市文化涵括了都市物质文化、都市制度文化和都市精神文化，这三者在微观层面上对儿童教育的发展趋向、存在形态有着重要影响。对不同历史阶段都市文化中的儿童教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古典都市文化表现出权威化的文化形态，其儿童教育方式表现出显在的压迫性控制，其教育目的是培养镶嵌在这种文化秩序中的“小大人”；现代都市文化表现为民主型的文化形态，其儿童教育方式表现出隐匿的规训性，儿童被发现并确立了主体地位，其教育目的是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
    [关键词]  都市；儿童；文化；教育
    一、都市文化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都市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空间，相对乡村而言，通常等同于“城市”的概念，指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为主，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功能，兼有资源、交通等便利条件，代表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文化、科技发展水平的居民聚集空间。从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活动…来看，所谓“都市文化"即是在都市环境中生产和消费的、由都市物质与精神符号形态承载的、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现代性文化。[2]在当代社会，都市文化正日益成为一种强势的社会主流文化，正日益深入到儿童的具体生活之中。
    (一)宏观影响
    首先表现为都市文化——儿童——儿童教育的作用路径，即都市文化以儿童为中介对儿童教育产生影响。在都市文化中生长的儿童会逐步形成一些基于都市文化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行动方式。这些行为是儿童接受教育的基础，也为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凝聚于儿童身上的对象性文化因素。与此同时，都市文化还对儿童教育直接起作用。这主要是由扎根于都市文化的制度文化通过显在的方式规限的。如康德所说，“能够对人提出的最大、最难的问题就是教育。由于见识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复又取决于见识，故教育只能循序渐进，只有通过一代人将其经验与知识传给下一代人、由这一代加以改进后再传给下一代的方式，才能产生出正确的关于教育方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以伟大的文化和经验为前提，因此很晚才得以出现，我们自己对它的认识也并不纯粹。”[3]文化和教育具有天然的联系，二者互相依存，都市文化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与此相同。
    (二)微观影响
    在广泛的意义上，儿童所处的环境、所面对的人、以及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生成的事件共同构成了儿童的教育生态。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中，儿童得以在天性的基础上，经由文化熏陶而逐渐成长。都市文化以其物质文化的显在和可触摸性为儿童的教育提供物质条件，如公园、游乐场、文化宫、博物馆等物质形态文化；以其制度文化的规范性为儿童教育提供方向、组织基础以及政策支持，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教育方针、儿童教育制度(学制)和各种教育政策对儿童教育的规范作用；以其精神文化的缄默性和z价值性内在地规限着教育的内容，引导着儿童教育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趋向。具体而言，都市精神文化以其特有的知识形态影响着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教育方式；以其特有的价值规范影响着儿童教育的价值追求；以其特有的艺术影响着儿童教育的审美情趣。
    二、都市文化的变迁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一)古典都市文化与儿童教育
    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古典都市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化是其典型的代表。[4]伴随着制度的变迁，中国古代都市化经历了邑制都市时期和县制都市时期，[5]具有浓重的政治文化特征。都市的建造都经过缜密的设计，遵循严格的规制，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恢弘的气派和皇权至上的思想。“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之下”。[6]这一时期，中国的都市大多呈现四边形的城郭和棋盘状的城区，并“始终以一种世俗政治权力中心的威严面目出现，体现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统治的至高无上”。[7]这种都市文化对都市儿童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都市的文化机构和设施比较发达，太学、书院等大学机构发展相当充分，相关的文献和资料也留世较多，但却很难找到直接表述古代都市儿童生活的文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敦煌出土文献，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教育儿童的道德规范，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好孩子’的标准。在这一知识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被模式化了的‘高大全’式的儿童，而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欢乐与幸福，却被忽略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再来追寻这一童年的足迹时，既缺少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更缺乏图像方面的资料。”[8]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在古代都市那些值得书写的社会生活中的缺位和成人对儿童地位的轻视。不过，古代的儿童诗、婴戏图以及零星的关于儿童的文献叙述，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据这些材料来看，古代都市儿童没有专门的游乐场所，那时的儿童通常在门前屋后的空旷处玩耍，也没有专门的游戏设施，但取材于生活的玩具形式多样；正规的儿童教育场所则常常规规矩矩，配备了桌凳、教鞭等教学设施，但无配套的活动和游戏场所。
    在教育制度上，古代都市的教育学制中很长时间没有初等教育的实施机构，直到清代才有所发展，初等教育多由私塾、蒙馆、社学等民间机构承担，其中社学多是乡村的基础教育机构，私塾、蒙馆承担了都市的儿童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也多被当时的忠孝伦理所渗透，儿童的精神发展从一开始就被嵌入封建伦理的位序之中，如吃饭时“妇女儿童必须等在后面吃”；[9]“在私塾中规章极为严酷。塾师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除对学童授课外，与学童不交一言，不示一笑，犹如一尊菩萨，把学生成天禁锢在私塾里苦渎经书。”[10]这种权威型的文化形态和压迫性的教育方式，造就了诸多“少年老成”的孩子，其实质是把孩子当作小大人，使之很早就能被嵌人现有的社会秩序之中。
    (二)现代都市文化与儿童教育
    工业革命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并最终建立起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同时文艺复兴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的野蛮控制。政治上的宽松和经济的繁荣为都市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1]在这一背景下，儿童的地位以及针对都市儿童的教育环境、制度及其精神状况都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其中最具有时代意义的事情就是儿童的发现及其主体地位的凸显。画作上的儿童不再作为装饰出现，独立的儿童画像日益增多并普及，甚至出现了以孩子为中心的构图；[12]一些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儿童生活，并为儿童的主体地位辩护。与此同时，家庭因为工作的需要，难以单独承担儿童教育的任务，儿童教育机构在城市开始兴盛起来。自1837年福禄培尔在德国勃兰根堡创建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以来，儿童教育逐渐得到长足的发展。除了专门的儿童教育机构不断增加外，都市儿童的游乐场所也迅速增加。作为辅助的教育机构，都市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儿童的博物馆。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玩具市场日益繁荣，极大满足了儿童发展的需要。
    伴随着对儿童的认可，童年作为特殊的人生阶段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心理学、教育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者纷纷将目光集中到这一时期的儿童身上，一系列研究成果开始在都市儿童教育上得到应用。儿童教育逐渐被纳入到完整的教育学制中，义务教育逐步实施和推广，强调教育平等成为这一时期儿童教育的重要特征。在教育方式上，开始强调尊重儿童的主体性，游戏、活动教学、案例教学逐渐成为主要的儿童教育方式，暴力的体罚形式隐退，都市文化对儿童的控制开始趋向于通过隐匿的制度和文化规训进行，以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当然，都市的大规模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如儿童教育水平总体提高的同时，教育不公现象日益显著；因为信息技术与消费文化的发展，[13]儿童的生命被过早地敞开，失去了生长的自主性和自为性，外来世界大量信息的快速涌入，模糊了儿童和成人之间的界限，破坏了儿童自身发展的神性，让儿童的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形塑过程。这是都市儿童教育应格外关注和警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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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美]泰勒•何德兰，[英]坎贝尔•布朗士．孩提时代：两个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儿童生活[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179．
    [10]薛梅，程为民．清代私塾教育及其在《红楼梦》中的体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11][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5．
    [12][法]菲利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6．
    [1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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