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各地高度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学前教育的投入逐年上升，2011年开始实施的第一期3年行动计划完成后，学前3年入园率已经达到67.5%，2014年开始第二期行动计划目标是入园率达到75%。尽管如此，老百姓依旧抱怨入园难、入园贵。针对学前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多位委员展开了调研。

　　■农村幼儿教师人均月工资不足千元

　　朱晓进委员建议提高农村幼儿教师待遇
　　“学前教育在不同区域的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距尤其明显。”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朱晓进前段时间曾对江苏农村学前教育进行调研，他发现农村学前教育合格教师缺口很大。“农村地区学前教育教师总数严重不足，一些幼儿园师生比高达1∶30，多数幼儿园师生比在1∶23至1∶26之间。”朱晓进发现，在一些偏远地区，学前教育师资更是匮乏，比如苏北某地区109个农村办学点，每个点都只有一名教师负责。在苏南地区的个别落后农村，依然还有混班教学的，绝大多数乡镇幼儿园无法配齐两教一保，男性幼儿教师更是严重缺乏。
　　“许多幼儿园直接使用小学一年级教材，以学拼音、写字、做数学题为主，存在严重的小学化倾向。”朱晓进调研中发现，由于很多学校幼儿园隶属中心小学管理，没有独立建制，没有经费保障机制。教师没有什么教研活动，几乎没有外出学习和培训机会，导致教师教育理念严重偏移，一些农村幼儿园在教学形式和方法上，室内活动与小学上课同步进行，“许多农村的幼儿园每天4～5节课，每周20～25节课，上课时间为40分钟。”
　　更让朱晓进感到吃惊的是，农村幼儿教师的工资低到难以想象。以苏北某地区为例，除去保险外，农村学前教育老师人均月工资为950元。苏南某地区，月工资收入拿到手的最高1705元，最低1016.1元。苏中某地区，月工资收入较低，最低为1120元。“这么少的收入，已经逼近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导致优秀人才不愿问津。已经招录的人才也逐步流失。”朱晓进感叹。
　　针对农村学前教育的现状，朱晓进建议：“第一，建议强化政府主导和监管职能，建立学前教育发展经费保障机制。在加强财政扶持的同时，拓宽筹资渠道，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专项用于农村幼儿园办园条件的改善。第二，提高农村幼儿教师待遇，公平公正地保障农村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第三，拓展学前教师培养渠道，加速师资数量的提升。第四，积极推进农村幼儿园在职教师的学习与培训，关注教师专业发展，有效提高师资的质量。”

　　■“自办园”令人堪忧

　　葛剑平委员建议完善学前教育管理制度
　　“在北京近36万儿童入园统计中，约一半的儿童在‘自办园’入托，其招收的幼儿中流动人口子女占到90%。”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葛剑平给记者报了这样一个数据，葛剑平告诉记者，这些“自办园”大都是由个人自筹资金、自寻场地、自招教师、自主管理，以小型家托和打工子弟幼儿园为主。
　　由于部分“自办园”是租用闲置的农民自建房或老式公寓房，大多空间狭小，幼儿聚集密度大，办园条件简陋，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环境卫生、安全防护、保健措施、玩教具设施落实不到位；加之缺乏合格师资和保教人员，教师流动性大，教学使用无规范的课程、教材，教育质量得不到充分的保证等问题，也不禁令人担忧。
　　“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农民工，为孩子选择幼儿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费用。”葛剑平说，尽管“自办园”因安全检查而面临取缔的命运，但进城务工家长对于“自办园”的需求依然旺盛。“公办幼儿园上不起，孩子在家没人看，在这儿托管好歹有人看着已成为务工人员的普遍心态。”葛剑平说。
　　当前，“自办园”日常运转经费主要来自家长缴纳的保育费，极少有政府及社会的资助。“在‘以生养园’的现实状况下，一些办园者有的最大程度地招收生源，增加班额；有的克扣幼儿伙食，有的低薪聘用非专业教师、工作人员或少配教师和保育员，以此来减少支出，降低成本。”
　　葛剑平担忧，由于这些“自办园”没有被纳入现行的管理体系，因而处于自生自灭、畸形发展的尴尬境地。
　　为此，葛剑平建议，一是变堵为疏，研究制定有利于“自办园”健康发展的扶植政策。要因势利导，变堵为疏，在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上给予“自办园”必要的政策支持，调动民间办教育的积极性，在物力、人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切实提升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服务和教育质量。
　　二是分类管理，完善学前教育管理制度。可根据实际状况，适当考虑降低审批标准，制定适宜打工子弟幼儿园的行业标准，增加非正规学前教育组织合法办园的可能性。
　　三是本着教育主体多元化的原则，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园。
　　四是加强立法，建立健全学前教育制度。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学前教育法》，进一步明确学前教育的法律地位、政府职责、管理体制，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逐步实现学前教育的公平性。

　　■0-3岁早教机构良莠不齐

　　刘焱委员建议将早教机构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我国目前大概有8000万0-3岁儿童，家长对早期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婴幼儿被家长花费重金送进早教机构接受早教，早期教育机构数量快速增长。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当前早期教育机构良莠不齐。”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焱告诉记者，从1998年我国第一家早期教育机构诞生以来，到现在早期教育机构遍地开花，早期教育机构一直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
　　“大多数早期教育机构以咨询公司或亲子园、教育培训中心等名义在工商局注册登记处注册运营，没有任何行业准入标准。教育主管部门只负责幼儿园的准入和管理，不负责早教机构的审批、登记和监管。早期教育机构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刘焱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国大部分早教机构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学历整体偏低，缺乏专业训练，主要由机构自己内部培训，培训时间短，少则10天，多则3个月到半年；培训内容不规范，专业化水平低。
　　“有的早教机构打着国外引进的旗号，把一些在国外或境外都不被认可甚至被禁止的早教课程包装后使用，有损于婴幼儿身心健康。”
　　此外，刘焱在调研中还发现，目前早教机构收费价格混乱。“早教机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均为机构自行制定，大多以课时制打包收费。少则每学时收费几十元，多则200元以上，被家长认为是‘抢劫摇篮’。”刘焱说，不少机构财务管理混乱，家长交费后拿不到正规发票；如果要退学、退费的话，更是困难重重。
　　为此，刘焱建议，把0-3岁儿童的早期教育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教育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学前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依托幼儿园，利用多种渠道，积极开展公益性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服务。”2013年1月，教育部又下发了《关于开展0-3岁儿童早期教育试点的通知》，决定在上海市、北京市海淀区等14个地区开展0-3岁儿童早期教育试点工作。这些文件的颁布，应当说已经明确了教育部是0-3岁儿童早期教育的主管部门。
　　“作为主管部门，教育部应当承担起对于早期教育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责任，建章立制，加强对于早期教育机构的指导和监管。”刘焱告诉记者，早在“十一五”期间有些省市就已经开始了依托社区和幼儿园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开启了把0-3岁儿童的早期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的探索实践，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例如，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政府在2014年8月已经出台了《关于加强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探索建立政府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构建形式多样的早期教育服务网络，切实把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纳入公共教育和卫生服务体系。还出台了《平阳县早期教育机构设置基本要求》。
　　“建议教育部总结各地成功经验，尽快制定0-3岁儿童早期教育机构管理条例，为地方教育部门将0-3岁儿童的早期教育纳入工作范畴，介入早期教育机构的日常监管和指导提供依据，为我国早期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造福千千万万的家庭与婴幼儿。”刘焱委员呼吁。